《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吴岩：科幻、未来与未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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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独家报道：科幻、未来学与未来时代-访科幻作家吴岩

记者:谢方












科幻与科普不同，但都在“末日”时忙碌


《中国社会科学报》：首先，很幸运地，我们度过了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吴老师，“末日”没有没有像科幻电影演绎的那样到来这件事情本身，到底应该怎么看？您是从事科幻创作的，在末日预言甚嚣尘上的日子里，您在做什么？

吴岩：过去的几年中我跟其他科幻作家和科普作家都在紧张地工作。作为科幻作家，我们相信末日文化对人类社会具有好处，它让人停下来反思自我，反思科技进步，反思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反思还有多少未解之谜尚待破译。

但科幻作家对末日的热衷跟科普作家不同。科普作家则积极地四处批判末日论的不可能。他们举出许多例子，证明2012的预言一定会失败。

不过，我想我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分歧。我常常想问，这一次小行星没有击中地球，不证明未来不会有小行星瞄准地球。这一次自然灾害没有达到毁灭地步，不证明未来灾害强度仍然这么吻合。我想，末日给我们机会去思考，这点在国内似乎声音不大。

在我看来，未雨绸缪总是对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了科幻和科普，难道这是两个不同领域吗？

吴岩：完全不同。

首先，二者起源不一样。科幻作品的出现源于西方工业革命。世界上公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1818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那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冲击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也冲击着人类的心理。敏感的作家把自己对此种巨变的感受，特别一些超前的感受写出来，表达了对发展的担忧，这就是科幻的产生。此后，科幻还结合了乌托邦小说、旅游小说的特点，增加了对未来的期许。如今，科幻与各类媒体技术结合，走向网络、电玩和屏幕，立体性地呈现上述感受。与科幻不同，而科普起源于欧洲贵族们的娱乐需求。吃饱了没事干的贵族厌倦了已有娱乐形式，想起让科学家来表演“他们的那一套”东西。象大家熟悉的戴维、法拉第都做过这类表演。这就是科普的先驱。可见，科普最初就跟权力结合得很紧密。在今天，科普更服务于西方的民主决策体制。科学家需要公众支持他们的科研，所以大规模进行科普活动。

其次，二者作用不同。科普是目的明确的、有计划的科学传播，它想娱乐或打动公众。而科幻则是个体在现代世界种种表象之下的迷思。面对高速变革的时代，科幻作家想抓住点滴无意识的涌现，把这些冲动和灵感撰写出来。所以科幻创作是潜意识的，跟科普的强烈逻辑性和意识导向差距很大。

第三，二者在面对未来时态度不同。科幻作家在感受当前变化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将故事引向未来。这样，自己的担忧和期望，就会被表达出来。科幻中多数故事发生在未来。他们在谈论未来的时候不会有什么不安。但科普作品则指向现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事实是科普作品最喜欢涉及的内容。在问及未来时，科普作家通常特别小心，最多搞个小的、单一元素的外推。他们知道自己谈论的这点东西和单线条的发展所构成的未来，远远不会是真实的未来。

最后，即便从作家来源上也可看到不同。科普作家一定是科学工作者或在这个领域中有训练的人。而科幻作者则包括了各种不同的人。在把握世界的变化方面，人人平等。

有趣的是，科幻小说这种对未来的潜意识把握，最终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学领域-未来学。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未来学的产生过程中最重要的推手，是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而科幻小说中所采用的把单一技术跟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结合考察的方法，最终也形成了一种未来学方法，称为scenario，剧本法、脚本法或情景规划法。我原来做了一段时间战略管理，对这个方法有一些了解。我甚至参加过一些公司的预测实践，获得过宝贵的经验。

  









科幻的“近亲”未来学，在中国曾经有过辉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谈到了未来学，这个学科当前的发展状态如何？

吴岩：未来学在西方也称为未来研究，大致在上世纪40年代逐渐成形。这个学科在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具体来讲，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国人开始设想全新的未来前景时，我们就发现了未来学。在那样的年代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丹尼尔·贝尔等家喻户晓，他们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后工业社会》等成为许多行业涉及未来的参考，更是普通人考虑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有力辅助。

我觉得中国未来学发展最有活力的年代就是80年代，这其中，国内未来学家也涌现出来。我就看过秦麟征老师的专著，清晰且带有本土思考。在那样的年代中国组织国际会议的经验虽然不多，但仍然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世界未来学大会。我还去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认识了许多专家，包括我的博士导师张兴教授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这些人后来在我研究科幻的过程中给我很大帮助。

十分可惜的是，未来学研究在九十年代之后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协会是否仍然存在。只有一次我到中国科技会堂参加一次科普会议，发现旁边有个小会在报到，一问，才知道未来学会仍然存在。但当我看了上面的那些参会者后感到失望。恕我直言，这些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跟八十年代那种无限风光的境况差距明显。

我为这个社会不重视未来学而愤愤不平。前两年德国专家来找我，说要研究中国人的未来观。我说为什么？她说，整个世界都觉得未来无望，但你们有科学发展观。我听了很感动。我觉得科学发展问题就是未来问题。我们该把未来学重新拾起来，让它发扬光大。












科幻跟未来学，更应该听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事过未来学研究，也做科幻创作，两者都是在未来时段做展望。能否谈谈我们的未来？今后的日子会怎样？

吴岩：还是先从两者的差异来看。

首先，科幻作家只是作家，他们的行为方式我已经谈过。是通过潜意识捕捉对科技时代的种种图像，并将它放大到未来的极致。科幻是文学，也是给大众阅读的认知性小说或观看的影片。但未来学不同，它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所采用的方法比较多样。美国未来学家格林曾经写过一本书，介绍过37种未来学方法。刚刚提到的据本法只是其中的一种。更多方法则依赖趋势外推或群体信息收集。未来学是科研性的，理性的，跟感性的小说写作完全不同。在国际上，有一些很有影响的未来学杂志。其中有一本还是台湾编辑出版的。我个人介入科幻很早，在1979年就发表过第一个短篇小说。为了写科幻，我在大学中阅读过很多未来学著作。这其中，我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除了刚刚提到的方法学上的平移，还有就是相当有名的科幻作家也被尊崇为未来学家。这其中除了威尔斯，还有克拉克和阿西莫夫。克拉克在1945年预言了通讯卫星技术，而阿西莫夫则对机器人发展的一些伦理问题制定了自己的三个原则。读书是一回事，真正去操作是另一回事。我真正介入未来学还是在读硕士和博士之后。我主要针对战略规划进行过一系列工作，还受一些公司邀请参加过对未来的预测。上述工作在我看来都是很有趣且很有价值的。最近我还应《东方早报》之约写了一篇预测未来100年的文章。这其中，我的主要灵感来源于我对未来学著作和科幻小说的阅读。我是通过自己的加工，把这些融合在一起而撰写的。我觉得总体看，大家认为这个世纪的前半叶会有比较强的国际紧张，甚至战争的威胁都还存在。但到后半叶，这种紧张将缓解。科技发展在最近的20年中将使信息爆炸到人类的大脑难于承受的地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超越信息爆炸带来的“奇点”。民族/国家会怎么样？家庭生活会怎么样？我在文章中都写过了，大家可去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该怎么相信您的话？

吴岩：不要相信我的话。要广泛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深入地思考当前和未来的所有可能的情况。我反复讲，未雨绸缪的习惯是我们的民族必须建立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多听，博采众长，建立起自己的未来观察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我建议，如果你是科幻文学爱好者，请更多阅读科幻小说。如果你不喜欢科幻文学，请阅读未来学著作。无论是科幻还是未来学，都是建构个体后人性的重要营养。我们正面对技术发展带给人性的变化。在新的时代，能率先把握这种变化的人/群体/国家，将率先主宰世界！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